禁漫

2026年10月31日，由禁漫 主办的第三届“银行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坊于闵行校区举行，本次工作坊主题为“嬗变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近代中国银行业”。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禁漫 等高校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银行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展开研讨。

10月31日上午，工作坊开幕式在人文楼1306会议室举行。禁漫 教授、银行史研究所所长章义和致欢迎辞，并简要介绍了研究所的发展概况与研究成果。随后，在他的主持下，侨批收藏与研究者、《闽南侨批大全》总主编黄清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贺水金研究员分别作了《侨批体系里的民间跨国汇兑百年史》《标金与近代上海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主题报告，现场交流讨论热烈。

10月31日下午，会议设置两场专题讨论，由禁漫 的黄阿明副教授主持。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始终与政治博弈、债务清理及技术革新等问题密切交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蒙玮迪以《关于1912年临时参议院和政府围绕善后借款博弈的再探讨》为题，重新梳理了1913年善后大借款谈判期间临时参议院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他指出，政府交替运用“政治讹诈”与“政治欺诈”两种策略，最终利用新旧国会交替之机擅自签订借款合同，使借款成为既定事实。评议人贾俊英肯定了报告从议会内部博弈切入的研究视角，建议进一步梳理关键人物的言论与立场，并结合多元史料加以交叉印证，同时审慎辨析善后借款签约与二次革命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武艳楠以《从同和裕破产案看地方金融危机中的银钱关系（1933—1937）》为题，围绕1933年河南同和裕银号破产案，梳理了行政追押、银团质押与司法追偿三个阶段的债务处置过程，揭示了近代金融法制及其执行机制的局限性。评议人贺水金肯定了报告的问题意识，建议在结论部分进一步凸显作者的独立见解，深化理论分析。黄阿明则指出，文章应更加清晰地交代同和裕破产案的前因后果，强化核心概念与各节标题之间的呼应，并将银钱关系置于动态、多元的金融市场环境中加以考察。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贾俊英以《官治与民调：天一信局歇业案中的债务处理与民国侨批业的善后机制》为题，考察了闽南规模最大的侨批局——天一信局歇业后的跨区域债务清理过程。由于债务关系涉及国内多个地区及东南亚多个国家，官方、商会与法院等多方力量相继介入，最终在公亲担保下达成按比例分期偿还债务的和解方案。评议人贺水金指出，天一信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而是侨乡特有的传统批信局，建议进一步探讨银行介入债务清理的利益动机，同时肯定了商会在协调各方利益、推动债务和解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李进辉以《近代银行自设电台的发展历程与影响》为题，运用GIS技术重构了1871至1940年间中国电报网络的时空分布，梳理了近代银行因不满官方电报局通信效率而自行设立无线电台的历史过程。他指出，银行自设电台不仅显著缩短了汇兑时间、降低了通信成本，也对国家电信垄断体制形成了一定冲击。评议人贾俊英充分肯定了报告的问题意识与GIS技术的运用，建议进一步厘清通信技术革新与银行业务扩张之间的关系，借鉴国外有关电缆通信的研究成果，考察通信方式变革对银行总分行间信息传递的影响，并适当补充电台故障等个案，以深化对技术应用及其实际成效的认识。

近代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始终伴随着国家力量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复杂互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何沐阳以《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为题，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各方政治势力纷纷援引孙中山《实业计划》、提出各自经济建设方案的历史现象。他指出，不同经济计划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在经济领域的延伸。资源委员会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交换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实业建设，却也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评议人沈嘉文认为，文章的分析层次与论述逻辑仍有待厘清，建议进一步比较各类经济计划与孙中山《实业计划》原有构想之间的异同，并适当引入反对者的舆论与立场，以呈现不同政治力量围绕经济建设展开博弈的复杂面貌。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蒋城琛以《从现金管理到货币管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货币流通管制的演进（1949—1950）》为题，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货币流通管制从东北地区先行试验、向全国推广到逐步深化的制度演进历程。他指出，随着货币流通管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中国人民银行逐渐由资金收付的监督机构转变为统筹资金配置的金融枢纽。评议人赵晋认为，文章尚需充分关注1950年前后国家对资产阶级的金融管制及中央集权强化的历史背景，并审慎辨析战争环境与货币管理制度演进之间的因果关系。章义和教授则建议进一步补充地方及县级层面的具体案例，以呈现货币流通管制政策在基层的实施过程及其实际成效。

禁漫 博士后沈嘉文以《业务性与政策性：上海公私营金融业联放处的经营困境及调整（1949—1952）》为题，考察了1949至1952年间上海公私营金融业联放处从组建、经营调整到最终退出的历史过程。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虽主导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但在具体业务开展中仍需借助私营金融力量。私营金融业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一定的经营活力与利益博弈能力，却最终未能延续其独立经营地位。评议人赵晋建议进一步关注私营企业对相关政策的不同反应与诉求，并将联放处的经营调整置于“五反”运动后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黄阿明则围绕报告标题的准确性及学术表述的规范性提出了修改建议。